王建民教授发表演讲:海外民族之志研究应当关注的几个问题
编辑: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已读:893次    发布日期:2014-7-25

       

    2014年7月16日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在第三届海外民族志暨美国社会民族志研究工作坊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王建民教授作了题为《海外民族之志研究应当关注的几个问题》的精彩讲座,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主持该讲座。

   王建民教授的讲座围绕海外民族志近期发展、学术定位、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论等四个角度对当下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演说,并针对对工作坊学员的提问进行了周到的讲解与讨论。讲座开始,王建民教授结合个人田野经验和学术研究经历对目前我国人类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王建民教授上指出,目前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各高校和研究所都作出了一定的成果,并为学员的阅读指出了一些值得瞩目的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云南大学东南亚跨界民族和周边国家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越南和东南亚的跨界民族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东南亚和华侨、厦门大学东南亚华裔研究,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的海外民族志和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同时还提及了自己指导下的博士研究生所做的以法国为田野作业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包括法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漂泊在法国的艺术家和新加坡某酒店博物馆的民族志等。王建民教授还指出,目前人类学界的研究较之早期的研究工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时间上来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短期调查发展成为了有能力进行长期而规范的海外调查;在研究资金的分配上,有利用外部资金的支持成长为利用学术机构内部的资金进行海外研究的经费。

     其次,王建民教授正对海外民族志研究和世界民族研究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和学术定位。王建民教授指出,海外民族之研究不用于国际政治学研究视野下的海外研究,它们在使命上是有区别的,国际政治的研究是由外交部支持,是一种任务性的,研究的取向是为国家服务。不是以国家的立场向外看,以所在国与研究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为重点,不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去分析其他国家。而我们所研究的人类学则是站在本土的立场上,站在当地民族实践的立场上进行的。同时还为学员提出了“两个应该”忠告,他指出“ 人类学应当建树自己的学科定位,我们应当做更多的研究,保持一种对文化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反思和批判的立场,要求研究者站在理解研究对象的立场上,以文化相对和文华欣赏的态度,去阐释和解读研究对象自身的文化观念,并在跨文化的十余种进行人类学阐释。”;“应当关注作为文化实践主题的“他者”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在该外民族志田野工作实践中建立一种对当地人主体地位的敬畏,建立一种对当地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尊重。如果想要实践借助海外民族志提升中国人类学学术的诉求,就必须将视野放在学术上,反思自我学术立场,捕捉学术热点,关注学术问题,而不是将人类学变成国家政治的附属。此外,王建民教授还以“中国人在外国把外国人叫老外”这一现象为例指出目前国内人类学可能存在的“文化自恋”问题,告诫人类学者们应谨防大国心态和文化中心主义,更不要将自己的民族志研究成为一个站在中国社会之外对外人信息间接引用和想象的产物。

    接着,王建民教授就海外民族志的理论探索这一主题,跟学员探讨了海外民族志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他说认为,海外民族志成为可能改变人类学研究本质化,即将所研究的村落作为一个孤立的狭小空间,或将所研究的民族固定实体困境的途径之一。 非主流的人类学家在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类学家需要将眼光放大到全球范围。

    “世界人类学(world anthropologies)已经提上议程,将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要去关注在权力体系中的学科转换。我们人类学家不仅需要记录具体的跨国行为和联系,还要研究神会关系发展和运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揭示世界不同地区是怎样在制度和结构的以以上形成一体的”;此外,“ 在中国人类学,包括海外民族志研究领域存在对海外理论的照搬套用,没有深入系统的探寻理论并领会起其理论出发点,建构过程机器与民族志材料的链接,进而在田野民族志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将民族志材料贴附在引用的理论上。国内学家应当与本国国学家、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家有更好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在对话中由研究者自己所做的民族志个案引出学术问题,以更翔实更深入的民族志材料作为讨论的基础,展开更为深入的学术对话。在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努力去搭建或找寻一个与国际学术界共有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形成学术对话。海外民族志的发展应当建立在对国际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基础之上,并通过反思确定理论突破的方向。概念往往是思考的出点。“在谈到关于“照搬西方理论”这一问题时,王建民教授指出了对学界有些学者有关“原味民族志”的看法,他说,人类学者需要熟练掌握理论,在实践中发现固有理论可能的延展方向。民族志要具有学术理念,与理论和方法有重要的联系,它从本质上是区别于文学游记的。”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王建民教授为工作坊的学员介绍了海外民族志的方法论,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在之后的评议中,包智明教授针对王建民教授讲座的四个方面内容分别作出了回应,在田野中的“中国意识”这一观点上,包智明老师认为,“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去理解当地社会,这与中国视角并不矛盾,用中国眼光并不等于用我们的价值观去看待他者,中国视角、中国意识是代表者中国学者的学术背景,区别于西方学者的背景,我们的读者是面向中国人的。而且,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不应该将我们的价值意识强加给调研的对象。”同时,对海外研究方法作出了解释,包智明教授认为,“海外研究方法有很多要素,包括民族志研究方法(深度访谈与观察)、掌握当地语言、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并能将研究对象放到国家体制中去理解。

    最后,工作坊的学员们踊跃发言提问,王建民教授和包智明教授分别对“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概念区别”问题做了阐释,王建民教授说,“20世纪前半期,人类学和民族学是有差异的,人类学以研究原始社会为主的。20世纪之后,大陆的学术将民族学向民族研究靠拢,主要是研究少数民族,不再是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即民族学=少数民族研究,建造了自己的民族学体系,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新体系。”,并且建议青年学者道,“我们现在做学术时,应当尊重经典,不能数典忘祖户。”对此问题,包智明教授又从我国学科分类的角度做了解释,他认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就是民族学。国外不同国家的称名不同,在英国叫社会人类学,在美国叫文化人类学,而在德国、法国则称作民族学。中国从50年代之后,民族学与人类学产生的差异是具有历史性的,同时在学科的划分上也存在着差异。”

    另外,在“如何写负面问题”这问题上,王建民教授的回答是,“民族是有自豪感的,从自我的眼光去看待他者时是一种问题,那如果融入到当地民族时这就不称之为一个问题了 ,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个立场和分寸?那就是注意负面问题的呈现,分清负面问题的种类,客观地加以记载。”最后,还有学员问道,如何不去照抄国外地理论,王建明教授地回答是,“做民族志的过程中去把握,在前期准备中要有稳固的理论知识体系,对学界不同理论的冲突有一个述和评。理解、认识和批判概念以及概念中隐藏的问题。民族志里记录的东西能用什么理论解释,接近理论是不能解释的有问题的地方要从民族志的材料中发现去弥补这着理论的不足。从本土文化中去提炼概念,提炼出当地人谈论某一概念时的兴奋点,就能够提炼出本土概念。” 整场讲座工作坊地学员反应热烈,加深了对海外民族志撰写过程中应注意问题的思考。

报道人:第三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学员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 赵兆

审阅人:张青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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