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力格教授“蒙古国家地理:悲剧亦或希望”讲座纪要
编辑: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已读:101次    发布日期:2017-4-17

201745日(周三)下午14:00-16:00,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继续邀请来自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的宝力格(Uradyn E. Bulag)教授作了题为“蒙古国家地理:悲剧亦或希望”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本中心的袁剑副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包胜利研究员、本中心的庄晨燕副教授作评议。本中心同仁、学生和其他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全程聆听了本场讲座。

宝力格教授首先介绍本次讲座的一个要点:除去自然属性之外,地理也有情绪、有方向。

他进而认为,蒙古国的国家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的关系。2010年蒙古国要求统一国内铁轨宽度,在该国32号决议中,决定用国内通用的宽轨而不是标准轨,但有投资方反对,认为应当与中国铁路宽度衔接,以更好地联接中国市场。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铁路与政治、民族利益有密切的关系,但可能与经济利益存在冲突。

那么,为什么蒙古国坚持统一为宽轨,而不与中国的轨道衔接呢?宝力格教授认为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帝国的扩张、统治常常与道路联系在一起。清朝征服蒙古后,道路是征服与统治的重要内容。蒙古国的道路历史记忆与此有关:清朝统治期间,这些道路的维持、服务、守卫都由“战败的”蒙古人承担。道路对蒙古国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18世纪的叛乱与守卫道路的蒙古人有直接关系。可见,道路在蒙古人心中是十分痛苦的历史记忆。这与中国“要致富,先修路”这一关于“路”的理念有很大的差别。这一点可以解释蒙古国对铁轨衔接的抵制。

另外,当我们分析清朝治理蒙古的政策时,可以看到一个“十字架”的框架:清朝将蒙古与中原以长城为界隔离开来,但却鼓励蒙古与满洲融合。可见,思考清朝的政治框架时要把分界隔离与融合交流连接起来(理藩院审批蒙古入关,但蒙古可与满洲互通有无)。总之,蒙古国形成了许多关于清朝的负面记忆。

铁路技术兴起后,蒙古宗教人士就开始宣传抵制铁路。但与此同时,中国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也一度将铁路视为国力拓展的工具。例如,孙中山在辞任临时大总统后,就曾大力提倡铁路建设,希望筹建密集的全国铁路网。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两种围绕铁路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以铁路、道路将边缘纳入中心;蒙古收敛式民族主义——铁路收缩防御。可见,民族主义具有方向性,因此,蒙古的土地观念也就有了方向性。过去的蒙古视中原为财富来源,但收缩之后蒙古将自己脚下的土地视为财富来源。这种方向性的改变与民族的收缩/扩张具有重要联系。

宝力格教授继而回顾蒙古国的地理情绪。在一开始,蒙古国将自己定义为没有出海口的国家,是被地缘锁住的国家(land-locked)。蒙古国拒绝与中国市场衔接,偏好海外创造财富。但是想要超越中俄的地缘而不可得,于是就陷入自认为“被土地锁住的国家”的悲剧地理心态。

之后,蒙古国又建构起另一种空间想象,寻找“新的外部”,提出第三邻国政策。希望打造另一个“心灵的、道义的、理念的”邻居,寄希望于如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第三邻国,从而超越地缘地理的困局。宝力格教授称之为希望地理。

然而,近年来世界局势变化,第三邻国自顾不暇,而中国正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新政策,新的地缘态势出现了。在这种背景之下,蒙古国又提出“草原之路”建设政策,试图主动抓住新的地缘机会,提出建设过境国家(transit-nation)的新思路,蒙古国本身是一条道路,从而自视为中间链接的国家(land-linked)。

宝力格教授从中分析指出,蒙古国的地理情绪经历了悲剧地理——第三邻国希望地理——对中国的希望地理这三种转变。最后总结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地缘怎么考虑自我,蒙古地缘怎么考虑自我的问题。总之,地理是有情感、有方向的,到底是悲剧还是希望的地理,这值得我们深思。

宝力格老师演讲结束后,包胜利研究员对这一讲座作了详细的点评,并就中蒙俄之间特殊的国家关系作了精彩评述。之后,庄晨燕老师围绕情绪性地理的转换的根本原因问题与宝力格老师深入交换了意见。此后,现场观众也各自围绕自己感兴趣的相关议题向宝力格教授提问,他一一予以细致回应,博得阵阵掌声。最后,在大家感谢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16级硕士生吴越

审阅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袁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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