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力格教授“民族主义抑或民族关系主义”讲座纪要
编辑: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已读:221次    发布日期:2017-4-19

201744日晚7点至9点,受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邀请,来自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的宝力格(Uradyn E. Bulag)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发表了题为“民族关系抑或民族关系主义”的演讲,本次讲座由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张海洋教授主持,来自日本爱知大学高明洁教授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担任评议,来自校内外的众多老师、同学济济一堂,共同聆听了宝力格教授的精彩演讲,并积极参与了讨论。

讲座伊始,宝力格教授指出,他此次演讲本质上是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反思,并力图对关系、关系主义、民族关系等概念及其内部关联加以阐释。

宝力格教授首先对民族主义作了必要的论述,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对过去帝国主义的批判,并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些进步的概念,相较帝国主义的高远、冷酷,民族主义更温暖,清净,并带有道德诉求,然而如今的民族主义也受到新时期世界主义的批判,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主义之间经历了相互批判的过程。

聚焦到中国这一具体环境,宝力格认为在中国存在两种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二者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讲到关系,主体间的关系是其中一种,在中国语境下,即指承认自我与他者的对应存在,承认他者存在的价值,要和而不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就是很好的诠释;另外一种是最近有些学者提出的各民族经历“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关系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认不同的价值,认为不同是交流、交往的基础;后者则认为不同是负面因素,是要消除的对象。这些不同的倾向实质代表着不同的道德评价体系。两者的一致在于都强调政治上的一体,而费孝通的多元一体主张文化多元,“交流、交往、交融”主张文化也应是一体。

宝力格教授继而简单梳理了人类学的关系研究。他指出,人类学的关系研究聚焦礼物的流动,莫斯的《礼物》一书认为礼物的流动代表了整体的社会道德体系。在西方语境下,他们更关注“纯礼物”型社会的研究,探求一种超越复杂社会关系,没有接受与回报等负债压力的开放型社会。在中国的语境下,对关系的研究则与制度和腐败关联,美籍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做过很多研究。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关系则是冲破制度的利器。

研究现代民族关系问题,需要有历史视野。宝力格教授紧接着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关系主义作了相应的梳理。他认为,国民党时期的民族主义是近代的国家民族主义,一国一族,所有的民族都要统合成中华国族或中华民族,而这种思潮与中国传统上华夏化蛮夷的思想衔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在民主伦理的诉求上与少数民族结为一体,对国民党的欺压政策进行道德批判,并进行敌我区分;同时,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长征时期的彝汉之盟就是例证,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就与少数民族结成了生死之交。宝力格教授在这里引入了数字社会学分析方法,他认为,一个社会中,不同数目的社会主体组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如一元、二元、三元,只有三元的关系才能促成稳定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国民党、共产党、少数民族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三元关系,其中共产党和少数民族是盟友,盟友之间一致对外,不分彼此,没有界限,但敌我之间有界限。全国解放之后,少了一个主体,共产党与少数民族这对盟友之间形成了二元关系,这种关系是没有界限的,但二者结盟的初衷并非如此,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是解决今天许多民族问题的机制。这是民族关系主义的分析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民族主义的存在是因为阶级的压迫,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压迫群体,实现各民族、各阶级的平等。解放后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之间是完全平等关系,所谓的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具有情感性,应从民族关系主义角度加以分析,因此西方的民族主义、共同体概念不能生搬硬套在中国身上。如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维护这一制度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既然如此,那么,对民族关系主义的再认识或反思就很有必要,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今天民族关系中的政治情感、爱与恨、恩与怨,都是中国式民族关系主义的产物。

宝力格教授的精彩演讲结束后,高明洁教授、王建民教授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评议,聆听此次讲座的老师、同学也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跟宝力格教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本场讲座在热烈、有序的学术氛围中顺利结束。

撰稿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16级硕士生 孟振

审阅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袁剑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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