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力格教授“‘世界和平’之中国道路:道德主体的树立以及隐蔽历史”讲座纪要
编辑: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已读:90次    发布日期:2017-4-20

201746日(星期四)下午1400-1600,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系列讲座”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宝力格教授做了题为“‘世界和平’之中国道路:道德主体的树立以及隐蔽历史”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龚浩群副教授主持,张海洋教授担任评议,来自内蒙古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本校的诸多老师、同学也参与其中。本中心同仁、学生全程聆听了本次讲座。

龚浩群老师主持开场,她指出,道德主体的树立是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相继关注的问题,宝力格老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在走中国道路的时候如何树立道德主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切入视角。

宝力格教授首先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都是在特定区域萌发的,中国也不例外,各国有各国国情,其意识也各不相同。许多学者都曾谈论中国的自我意识,如朝贡秩序的崩溃,以及中国被纳入以西方秩序为主的过程。中国关系的表述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述,但以往研究把中国等同于没有族性的帝国,或以汉文化主导的国家,忽略了多元性和内部各族的互动,应凸显中国的族性,从内亚的眼光看中国。他认为,中国认同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问题,中国崛起是中国意识觉醒的表象,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任何转折都伴随着仪式,比如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联邦和蒙古国总统应邀参加。中国邀请两国领导人参与,不仅是为其在抗日战争中帮助的谢意,也是见证自己的大国崛起。中国自我意识发展的几个层面不仅是平行的是与他者相对应的自我,也是垂直的有思想波动的主体。中国先告别了屈辱历史,新的中国历史降临在与日本关系的改变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以自我牺牲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自信的中国应以道德主体的身份面目走向世界舞台。强调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道德主体需要调适与俄罗斯、蒙古的关系,因此,分析中国大国担当的表述并与蒙古国话语比较是很有必要的。

接下来,宝力格教授介绍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国阵营的划分,以及冷战的关系史。他指出,二战之后人们形成共识,即法西斯是全世界的公敌。但战后两个阵营开始抢夺功劳,例如欧洲胜利日和苏联胜利日等,这样的庆祝具有竞争性质。他进一步介绍了蒙古国的两个战场,一方面,蒙古与苏联有着钢铁友谊,目的是巩固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合法性。蒙古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内向的而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另一方面,日本对于蒙古国的侵略造就了蒙古国,赢得了苏联的尊重,迫使中华民国承认其独立,最终蒙古国成为联合国成员。

此前,蒙古国没有国际地位,1924-1945蒙古国的支持者只有苏联一国,但苏联仍将中国视为蒙古国的宗主国,日本开始对蒙古国拉拢,苏联对蒙古国的倾斜是因为担心蒙古国会站到日本一边,随后,苏蒙建立同盟,蒙古国站到了对抗日本的阵营。宝力格教授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蒙古国赢得国际地位的地缘因素以及三角因素,并指出,在与苏日的三角关系中,蒙古国站到了苏联一方并全力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蒙古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其付出息息相关,蒙古国的话语是一种世界性话语,蒙古国的敌人是世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因为蒙古国的贡献,为其赢得了世界地位,并进而得到世界和中国的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侵略,不仅造就了蒙古国,也造就了一个更加统一的中国,还有诸多新生的亚洲国家。中国对日本侵略的表述是具有阶段性的,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反抗日本法西斯,同时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下逐渐发展壮大的。在抗战中,内蒙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双重“弃儿”,被日本放弃,又被蒙古国放弃,还好有一群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蒙古人,挽救了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与对中国的贡献密不可分,蒙古国与内蒙古都是在对苏联和中国的贡献分别获得了国家独立或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为了自身的发展韬光养晦,使西方产生中国会步苏东转型后尘的幻觉。中国转型的资金大多来自日本,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世界要求中国有更多的担当。意识形态的压力目的是改变中国政权的革命性特征,迫使中国作出回应,强调自身对世界的贡献。中国在许多国家投资,西方的责难主要是中国威胁论。中国为自身辩护,中国总是被侵略,中国从没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日本侵略战争成为中国热爱和平、不侵略别国的最好证据。新的抗战话语改变了国共关系的表述。这种表述对内蒙古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开始承认国民党作用,强调联合抗战,在书写历史当中,尤其是内蒙古历史中,内蒙古军阀和国民党抗战的事实得到了承认。内蒙古在中国内部的区域自治格局是以抗日换来的,这瓦解了内蒙古自治的基础,而为了不被边缘化,有些内蒙古学者开始妖魔化书写历史。宝力格教授指出,中国的和平话语暴露了中国民族结构的某种脆弱性,国家理念以汉族为中心,不承认蒙古族的元朝和满族的清朝,但又将其定位盛世朝代。中国被欺负的历史只能从近代寻找。中国敲打日本也因为中国本身是英美同盟国的一员。日本法西斯的世界性成为中国形塑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表述始于50周年那个节点,但在70周年的时候加上了“反法西斯”,中国通过庆祝宣告了自己的和平主义,并亮出了武器,同时效仿俄罗斯,并有与其竞争的意味,但欧美和日本领导人却没来参加。中国将自己的贡献搬上了世界版图,并宣示了大国身份。

接下来,宝力格教授分析了在中俄蒙元首会面时,蒙古国分别赠给中俄的两本书的内容,强调了蒙古国为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贡献,在这里面,并未对德国和日本加以丑化,法西斯被抽象化了。蒙古国在这里提醒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地位的建立是得到了蒙古国的帮助的。蒙古国开始论述苏联(俄罗斯)对其的剥削,并有意和西方交往,蒙古国有意疏远俄罗斯,而蒙古经济却被拉进中国轨道。但是,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确立的同时,中国却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中蒙友谊。中苏冷战时,中国感谢蒙古国,对蒙古国态度是谦恭的,为历史上的一些行为向蒙古国表示歉意。然而现在蒙古国与中国却常常相互谴责,都忘记了曾经的相互帮助,蒙古国对中国负债累累,中国也对蒙古国的历史贡献有所遗忘。这两本书强调了蒙古国对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做过的巨大援助与牺牲,同时也提醒两国不要遗忘这种历史性的关系。

创伤的普世价值构成了记忆遗产,牺牲自我带来了自我超越,抗战中为世界和平而作出巨大牺牲来承认中国是和平国家的表述也陆续得到了承认。记忆遗产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暴行,这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战争记忆和纪念。中国战争记忆的遗产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中国是热爱和平的。中国为世界作出的牺牲,成为了中国得到世界地位的象征资本。但是,他指出,热爱和平的表述凸显了中国是汉族为中心的中国的‘隐蔽历史’,忘记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包括世界征服者蒙古人的部分后裔。这个复合的国族的价值观如何体现?外交层面的表述如何与国内的民族关系历史有机衔接?他谈到了近期的一个案例,重庆合川钓鱼城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所反映的宋蒙对抗的历史性要高于地理风景观赏性,重庆以此推进旅游业,吸引中国人去体验历史。最后宝力格教授以反问结束此次讲座:这种开发文化遗产的做法是否能够促进国内民族间的和解与国际和平?

张海洋教授随后对该讲座进行了细致的评议,他指出,宝力格教授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作为一个内蒙古人,研究蒙古国,研究中国,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可以看出“洋务”和“夷务”是一体的。同时,民族主义和民族关系主义让我们认识到了多样主体性,团结这个词就是指多个主体间的关系。“贡献”类似于人类学之中的“夸富宴”和中国的“诉苦”,强调自己的牺牲,来使别人认同自己的合法性。东北亚目前陷于困局,这六个国家交流起来具有难度,在这其中缺乏蒙古的眼光和关怀。我们要多理解对方,包括蒙古国和日本,而中国能有今天的局面,正是因为有了满族、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贡献。宝力格教授正是通过对小的关联将我们的视角扩大到对邻国、周边和世界的认知。

撰稿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2016级硕士研究生姚畅

审阅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袁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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