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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秀博士为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学员作讲座
编辑: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已读:次    发布日期:2013-06-23

黄石秀博士为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学员作讲座

 

 2013年6月22日上午十点十五分至十一点四十五分,在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等主办的第二届海外民族志暨美国社会民族志研究工作坊上,现供职于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的黄石秀(Tu T. Huynh)博士作了题为《民族志的焦虑——田野研究者身份及其重要性》的精彩讲座。工作坊学员余华担任该场讲座的翻译。

 黄石秀博士在讲座中认为,虽然学术的田野工作与体力劳动是不一样的,但它也是由时间构建的,有开始、中途和结点,同时它也是一种能量的消耗,特别是情感能量的消耗,比如害怕、焦虑进而产生压力。基于自己过去几年的田野经历,黄博士与学员们分享了一些重要的工作细节,强调人类学家的某些特质是可能影响田野工作及数据采集的。

 她首先从三个方面着手,强调人类学家自身背景及身份的重要性:

 第一,选择南非作为田野点是与黄石秀博士的生活学习背景相关联的。黄石秀博士的田野地点选取的是南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洲南部,其中包括毛里求斯岛。她认为影响自己田野地点选择的因素全部都与自己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本科学习相关。她的本科主修两个专业,一个是政治学,一个是黑人研究(或非裔美国人研究)。她的本科阶段有一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在北大学习政治学期间,她在一份英语报纸上阅读了一些关于中国与非洲外交和双边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开启了她与圣塔芭芭拉分校一位教授的对话。教授鼓励她选择非洲一个说英语的国家做研究。回到美国后,教授又为她介绍了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一名图书管理员。这位管理员的父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驻南非的“总领事”。从那时起,她的研究兴趣就从外交史转到了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华裔的社会文化研究。黄教授用自己的例子告诉我们,在选择研究课题或者田野场地的时候,我们没必要舍近求远,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就已经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第二,研究核心人物的选择也是由她自身具备的条件和社会网络来决定的。黄博士选择研究中国人并不是因为她是中国人的后裔,而是因为她的专业——黑人研究和她在北京学习的经历。她的选择也是非常现实的。她熟悉那里的语言,同时也掌握了一些人脉资源,便于她进入田野。

 第三,她接受的学科训练也影响到田野作业的开展及田野数据的收集,随后为了适应研究中出现的变化也做出了某些改变。在进入田野之后,研究者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它影响了田野工作的开展和数据的收集,甚至影响研究问题的形成和研究的最终走向与结果。南非的黑人与白人并不是她在南非研究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忽视他们。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她住在南非,因而对南非白人与黑人之间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认识到,即使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要真正理解南非社会的种族问题绝不能单纯依靠学术文献和报纸,而需要自己的亲身体验。在南非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黄博士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南非白人。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她发现白人并不把中国人视为白人,但比起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被歧视的黑人,中国人更容易被他们接纳。当黄博士把黑人朋友介绍给白人朋友的时候,他们双方都表现出不寻常的保守和少言寡语,他们之间的种族紧张是可以感知的。那次介绍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跨越了一条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清晰界限。

 在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之外,黄博士的朋友都是黑人。她经常拜访他们。后来她还在南非最大、最著名的黑人城镇之一的索韦托居住了一年。她住在一个黑人家庭,她的房东把自己的房子建设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年轻人经常来看电视,家里没吃饱饭的人年轻人还会到这里的冰箱里找吃的,那些没有工作的妇女也会到这里住一些日子,直到她们重新找到工作为止。黄博士自认为是有色人种的亚裔美国人,但是在这个只有黑人出没的社区中心,她却被视为白人。“种族”这个近代建构起来的概念被当成一个历史事实——中国人从来都是被当成“白人”的,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也是享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特权的。通过阅读殖民时期的记录,并通过与南非白人的接触,她发现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通过自己在南非社会的亲身感受,她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尽管中国人在南非已经生活了好几个世纪,但他们好像既是白人,又是黑人,或者既不是白人又不是黑人。然而他们能够同时融入白人社会和黑人社会,但同时都是局外人。因此在她翻看档案的时候,一些问题经常萦绕着她:第一,中国劳工在这个国家黑白等级的构建中起了什么作用?第二,只研究黑人和白人能否充分理解黑白两极分离?第三,如果说中国人在等级建构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什么那些研究社会形成的学者都选择了忽视他们。中国劳工这个悬置的位置和永远的局外人身份引出了第四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南非人不知道中国劳工是被英国殖民者廉价雇佣来这片土地,与非洲人一样做廉价矿工的事实。这些问题是相互重叠的。然而,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能够引导她在阅读的时候,不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从而避免了她的研究对这个国家种族形成和权利关系没有丝毫贡献的危险。但是这些问题也产生了新的焦虑,比如说,南非人和研究南非的专家们是否会承认这个国家历史建构的方式是有瑕疵的,是需要重新思考与书写的。

 紧接着,黄石秀博士通过自己的田野故事讲述了“信任”、“伦理”与“情感”在田野工作中的重要性。在对南非中国新移民的田野调查中,研究团队中一个研究员的新移民身份帮助团队进入了她的朋友网络。虽然大家都知道作为田野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取得报道人的同意并保证他们的信息将会被保密。但是踏入田野后才真正感受到这个步骤的重要性。一些报道人是没有居留许可证、没有签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通过游客或学生的身份进入南非的,当签证过期之后,他们必须寻求庇护。鉴于他们提供的信息的敏感性,我们更应该在写作中使用化名来保护他们。黄博士强调,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有义务向我们的报道人如实汇报自己研究员的真实身份和研究内容。当人们不理解学术工作,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找他们聊天的时候,告知他们我们具体的研究就变得更加重要。我们要学会与“普通人”沟通,让他们同意参加我们的研究。黄石秀在罗德斯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在南非的东开普省做项目。有一次,在东开普省的一个城市,为了与一位中国商人聊天,她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用蹩脚的中文向他解释她既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也不是为南非政府工作。虽然她最后终于说服他参与聊天是安全的,他可以不回答他认为敏感的问题。但是他的妻子还是站在他身后,很不信任地盯着她,并且不断指责他同意与她聊天。另一次,也是在东开普省,她一次次被拒绝,最后终于找到一个人同意接受访谈。访谈结束后,他邀请她与同行的摄影师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他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他告诉她为什么最后他同意参加访谈。在这中间,黄博士的中国人外表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你也是中国人,所以我认为你不会写一些负面的东西,也不会想让我们惹上麻烦。”能不能赢取信任确实很重要,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没有合法的证件。当她带着礼物再去找他的时候,才深刻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恐惧。第二天,黄博士要透过门缝才找到他。他收到消息说这几天移民局的人一直在这边调查,所以为了避免麻烦,他都早早关了店门。

 除了上述的学术背景之外,田野工作中信任关系的建立也要求田野工作者介绍自己的个人背景。黄博士长得像中国人,又会说中文,她就需要经常介绍自己的家族背景,让他们知道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来自广东,她的父母和她自己都出生在越南。报道人还想知道她是怎么到的美国,怎么学会中文,到南非干什么,会在南非呆多久等等。虽然报道人不能完全明白学术研究的本质,也不知道博士后真正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在知道了她的身份之后会轻松得多。

 除了信任,黄博士还强调伦理的重要性。比如说在访谈开始之前,田野工作者应该就是否能使用录音笔或速记访谈内容征询被访人的意见。让他们知道自己说的话会被记录下来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他们有权利选择以什么方式来呈现。就这点来说,对他们的尊重,能让他们相信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样能进一步建立信任的关系。对于偷偷录音并不伤害报道人的想法,黄博士认为首先这是对隐私的侵犯。报道人同意参加访谈并不直接表示他们同意被录音。其次,作为一名研究者,你没有尽到保护报道人的责任是不道德的,你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被录音,他们有权选择愿意与大众分享的内容。如果报道人不同意被录音,你应该在访谈之后,在田野笔记中回忆整个访谈过程。综上所述,黄博士认为田野工作要求谦虚、信任和伦理。这三个因素会影响田野工作和数据收集的信度和效度。

 最后,黄博士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在田野工作中的三种情感因素:恐惧,焦虑和矛盾。当她带着礼物找不到采访了两天的报道人时,她很担心自己的出现是否影响到了报道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同时她还担心报道人会认为是自己向移民局告了密。对于报道人安全问题的担心是她在田野中的最大恐惧。她的田野焦虑来自她担心遇到的中国人不愿意接受访谈。虽然大多数的商人都乐意接受采访并同意被录音,但还是有很多人因为不想被打扰,或因为听说过与记者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而拒绝她。一方面,她想与报道人有更加深入的交往,从而增进信任,推进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她又担心自己的中文水平会妨碍这种推进。

 对于这些无法避免的情感因素,黄博士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田野调查中出现的焦虑、恐惧、压力和挫败等情感,但是我们必须像反思自己的种族、性别、国籍和年龄那样去反思这些情感因素,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在田野中的视角和权力关系。田野工作涉及到研究者与报道人的对话与互动,而研究者的主观性体现在田野参与中信息的筛选,这不仅影响研究,也影响写作。

 在与学员的互动环节,黄博士还为关于南非印度人的研究及在华非洲人的研究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整理人:工作坊学员,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夏翠君

                        审阅: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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