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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叙述世界——帝国史视野下的区域研究及其“当代”的问题意识(第122讲)
编辑: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已读:次    发布日期:2019-01-02


叙述世界——帝国史视野下的区域研究及其当代的问题意识

2018年12月24上午,“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系列讲座第122讲”在中央民族大学北智楼201会议室举行,英国艾克赛特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殷之光发表题为“叙述世界——帝国史视野下的区域研究及其‘当代’的问题意识”的演讲。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赵萱博士担任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教授关凯等参与评议。校内外师生共聚一堂,共同聆听了这场精彩的头脑风暴。

本次讲座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中,殷之光教授展示了六张地图,阐释了西方世界中“世界”与“帝国”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第一张地图证明中世纪的思想史传统事实上延续了波斯人对宇宙学的研究;第二张地图表现了西方的殖民活动与其理解世界的渴望密不可分。第三张地图描写了神和人共同居住的世界,“宇宙”(Cosmos)一词也指代人和神生存空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正如钟表般完美运行——西方人对世界的探索的背后,实际隐含了解释和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及其完美秩序的冲动,当时的“帝国”与“宇宙”也因此被认为是几乎同义的概念。第四张地图中,各古希腊圣贤及雅典娜女神将世界围在中间,体现出大英帝国在强盛时期回溯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传统的尝试。第五张地图中描绘的世界八成以上的土地都被“帝国”(Empire)占据,但其中的中华帝国和英国帝国的定义却并不相同:英国帝国是一种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即时通讯和庞大的商人网络,而非是数量庞大的人,才是这种帝国治理所辖地域的主要手段。第六张地图则展现了第三世界对殖民秩序的反抗。总结来说,对世界的研究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英国历史上将研究成果绘成的地图,也深刻影响着读图者对世界的理解。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作为殖民知识的区域”,殷之光教授在这一部分中梳理了英国帝国史的背景、起源、发展和反思四个阶段。首先,教授引用了华伦·哈斯廷斯的结论来表达19世纪帝国观念下对殖民地的知识的普遍态度:“所有的知识都对国家有利。”1880前后,在大英帝国的最后的辉煌时期,帝国史在英国正式成为了专门学科。约翰·罗伯特·西利(Johe Robert Seeley)是帝国史的讲师,其课堂讲稿集结出版为《英格兰的扩张》(Expansion of England),此书被认为是帝国史开端的标志。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要理解英格兰为何能够从一个小岛成为世界霸主,在过去的历史中“追溯”出英国作为世界新秩序霸主崛起的必然性,以区别于“情感寄托的”(sentimental)或“纯学术性的”(purely scientific)历史研究。当时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的《物种起源》发行了,其出版与殖民主义发展也密切相关。根据进化论,被划分为文明和野蛮两个维度的世界为殖民提供了论据:达尔文对生物差异提出的回答是“自然选择”,而西利顺理成章地以此解释文明的多样性,确证了英国在文化序列上的优越性。然而,好景不长,1980年代的瓜岛海战中,英国虽然战胜了阿根廷,但英国人的大国梦却由此惊醒。1945年后,帝国红利已然枯竭,帝国衰亡之后的帝国史又该如何书写?在这样的背景下,戴维·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发表了演讲《破碎的矮蛋头还能否重圆?1980年代的帝国史》(Can Humpty-Dumpty be put together again?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1980s)。他认为,在帝国衰退的时代,作为政治主体的帝国已经不存在,帝国史研究者的“忠心”(Loyalty)无处安放,宏大的整体性叙事在帝国史(特别是冷战之后的帝国史研究)中迅速消失。为了处理这种失落,帝国史应当自我更新,成为一种对人类历史的中介物(intermediate)的研究。在帝国史研究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当代,“接触地带”与“新帝国史”的问题意识自然发生;这时候,与帝国史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方向有三个:第一,在福柯和萨义德的影响下,对知识和权力的全球性流动的兴趣;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基础的后殖民研究;第三,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中,殷之光教授讲解了作为不平等贸易关系的帝国与殖民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展示《女王的帝国》(the queen’s empire)一书中的照片,我们直观地体味到当时英国帝国的具体模样。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不打破当地原有秩序,而是控制当地上层阶级、控制和利用各种宗教。帝国还通过商业联系起来,贸易和金融可以全球流动,不受国家边境线的管控,控制了贸易就控制了世界秩序。在商业和信息流动的影响下,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接触(contect)和冲突的方式也改变了,这是非正式帝国和传统的中国帝国等陆上帝国的最大区别。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A.f.k.organski)提出,国家能力和效率较高的大国可以通过崛起挑战现有的(霸权)秩序,弱小国家虽然对现有秩序不满,却无无构成真正的反抗,便转而通过联合构成威胁,权力因此从一群国家向另一群国家的转移,进而引起国际秩序变革,以此引出了第四部分的内容。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国际秩序下的第三世界视野。帝国的领土并不如第三世界广泛,但体现帝国影响的恰恰是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即是半殖民地国家)。《全球分裂》(Global Rift)一书中,斯塔夫里亚诺斯提出,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关系,在这一不利条件下,旧殖民地形成了今天的新殖民地式“独立国”,参与并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第三世界摆脱依附的现代化诉求,必须通过“喷气引擎式”(jet-propelled)的工业大跃进才能真正实现。比较激进的人物,如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提出:面对欧洲霸权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挑战、西方现代对作为信仰体系与生活的伊斯兰的批判,应当以“国族”(wataniyya)为途径通往“团结”,团结(特别是指部族与教派的联盟)比“民族”优越。从亚非合作和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来看,则是通过教育、社会运动、斗争进行现代化。中国的自主不仅是政治层面,还有文化、经济上的,其工业现代化的协助不仅来自于苏联,也来自于第三世界;近代的“商贸互换协议”议定用中国的轻工业产品换第三世界物产,不对中国农业不发展下的物资短缺和饥饿大有帮助。第三世界的新闻自主运动也提出了信息自主的要求,展现出一种了不起的政治乐观主义(Political optimistic)。这两个案例中当中蕴含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全世界人民走独立自主,最终走向“国族”的道路。

最后,殷之光教授提出了本次讲座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区域研究当前面临的困境:研究的意义何在?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区域研究在今天显得十分学科化,仅仅只是解释一种具体现象,而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到底想帮助一个什么样的世界。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帝国史应英国的实际需要而生,在当代,我们又想要一个怎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该如何实现?实际上,叙述区域不仅是叙述他国,也可以叙述自身,如果将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乃至全世界的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进行解释,也许能够在未来能够发掘出新的解释可能性。

在评议和问答环节,关凯教授评论称:本次讲座大道至简,用清晰的脉络梳理了复杂的帝国史,全面地展现了西方世界的宇宙观和第三世界的观点。在当代,神被从人的图景中删除后,人和神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始终保持一种探索的精神,保持一种针对不平等的关怀,对既有阅读中的问题进行突破。张海洋老师认为,本次讲座对帝国史的梳理,可以为中国当前的思想史研究提供有所裨益的框架。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帝国固然是一个较高的观察层次,在帝国背后仍然有一个普同人性的更高层次。此后,袁剑、龚浩群、赵萱老师也畅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最后,三位与会人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殷之光教授认真解答,赵萱老师将其总结为:尊重(Respect)、资源(Resource)和关系(Relation),全场讲座就此画下了圆满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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